眨眼就是五月份,快放暑假的时候，是培训班最忙碌的时候，禾儿早晚都在那儿耗着。
大概是花的时间更多,她很快觉得地方太拥挤。
刚开业的时候比较谨慎,现有的几间教室常常是一个班上完,另一个班接着上,拖课的时间都不肯给一分钟。
加上招生越来越多,原来的小班制教学也只能慢慢偏离,已经有家长在提出抗议。
花钱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禾儿一开始想的是扩校,盯上楼下的几间店面，可惜店主好像觉得他们志在必得的样子，价格高到离谱。
迁校又是大工程，她也不大愿意,总觉得招牌是在这儿打出来的，只要没倒闭,这一处总是要保留下来。
这样一来,她可行的路子就只有建分校这一条。
为此,她先是在已报名的学生里展开调查。
以前是还没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没想过。
这次一查才发现，有的人真是跨越半个沪市来上课。
现在交通不便利,满大街不是这里修，就是那儿拆的，公交有时候走这条路,明天就走那条路，靠车轮子还不如靠两条腿。
自行车的价格倒是降过一轮，不像原来又要工业券又要攒一两年的钱,很多学生也都是骑车来的。
但再怎么样，那也是半个沪市，一趟来回也得快一个小时，不够折腾的。
为长久发展，还是得以学生需求为先。
禾儿把大部分学生的住址往上一套，最终大手笔决定，建两个分校，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地势，这样离哪里都不近不远，方便学生和家长们做选择。
连同老师，也可以就近选择上班地点，只是这样一来肯定要多招人。
正赶上是毕业季。
现在大学生虽然还是包分配，但不乏一些胆子大、家庭负担小的学生，愿意出来闯一闯，即使是各地机关、国营厂，都涌起干部出来干个体的热潮，实在是太挣钱。
为此，各单位更加不肯放人，辞职的手续比以往复杂不知道多少。
王文都庆幸过好几次，他要是晚点走，指定走不成。
自打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几个字就和铁饭碗挂钩，工作岗位上，其实是单位和学校有很大的决定权，基本是以组织的意见为主。
但今年首都发了《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按照文件精神，鼓励学生和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
现在不是也鼓励多种经济发展嘛，总得给个体老板一个机会。
禾儿是四处奔走，同时也联系一大批有招聘需求的大企业，终于跟好几个学校搭上线，看能不能多吸引一些人才，别开生面在震旦举办了一场招聘会。
说实在的，包分配是有利有弊，最大的缺点就是学生很大程度上没办法选择自己的未来。
很可能在不适合的岗位上，埋没自己的一生。
但对多数人来说，选择民营企业，也很有可能是埋没。
这个想法，起码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
所以招聘会开得轰轰烈烈，学生们跟逛超市一样来，有意向的是寥寥无几。
这跟禾儿预想的出入很大，在她的想法里，工资、前景这些，应该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怎么就这么不吃香呢？
这也很大程度说明各公司现在的困境，工作过好几年，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好招，却没有可以被管理的人。
按常理，年轻人不该更愿意打破思路吗？
禾儿越想越奇怪，毕竟她是这次的发起人，总得有点成绩出来，只得四处打听。
逮着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在念大二的妹妹，觉得她更知道学生们心里在想什么。
可惜苗苗不大知道。
大概受家庭和环境影响，她私心里觉得出来外面工作也挺好的，但不妨碍她愿意为姐姐花时间打听，得出结论。
说来说去，还是进机关太体面，大学毕业就是干部，年轻人未必能全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有时候上学的人，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压力。
这就是民族的传统，现有的局限，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反而不如工作过几年的人有决断。
这一点上，禾儿从来没有过困扰，父母给的是全方面的支持，家庭从没给过她压力，显得太幸运，所以没法理解。
不过知道问题出在哪，就得好好解决，没有什么比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
禾儿为此跟震旦沟通，准备办一场讲座，题为“大学毕业以后，我没有分配工作”，主讲人就是一起长大的五个人。
震旦无疑是风气开放，虽然这个观点是主流相悖，但符合首都的政策，又能体现新的精神，校方很快就同意，赶在学生们放暑假之前，把横幅就拉起来。
对于要上台这件事，几个人都是驾轻就熟的，胆怯几个字在他们的世界里好像不存在，从小到大的脸皮厚。
但对于要讲的内容，都有点把握不好。
过度宣传大学生们都出来干个体，也不是大家想要的，主旨还是希望每个人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把将来放在“分配”这两个字上，被“要进国营单位”的思维牵着走。
还有怎么讲也是个问题。
举凡上台，就得有稿子，前前后后总得演练那么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