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刘弘的皇帝生涯规划而言，有着无疑伦比的重大意义。在此之前，刘弘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要想在有生之年内扫诸侯，外征匈奴，汉室就必须加强军备，来提升军事实力。而加强军备，则需要中央足够富庶，拿包括但不限于铜、铁乃至于钢等材料，为部队军械改良换代；要想富庶，就要鼓励百姓多生孩子多种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又必须要减税，减税又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想让国家变得富庶，那就要先让中央变得贫穷！这个死局，在历史上是由文帝咬牙减税，甘愿吞下阵痛；景帝稳定发展，武帝享受成果而得到解决。但这个方法耗时跨度实在太长，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国家与百姓一同富裕的目的，但却耗费了三代人的心血和时间，并且制造了很多新的矛盾。例如，文帝为了稳定诸侯而在许民弛山泽令中，将开矿权从国有开放为私有，诸侯割据势力就在之后猛然膨胀，最终引发了景帝朝的吴楚之乱。同样是在许民弛山泽令的附属条款，即过关隘不再需要缴纳商税的废关税令，让天下豪商巨贾遍地而起，土地兼并加剧；刘邦与公元前190年才完成的每家每户有百亩田的壮举，到武帝一朝已经发展到了有三十亩就很不错的局面。通俗来讲，历史上的刘恒，就像是欠下了一笔名为皇统的贷款，为了还，就去借了一笔名为诸侯和豪强的贷款去填窟窿；再之后，为了还这两个贷款，刘恒又去借了名为南越的贷款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方式，汉室在这过程中慢慢填补了漏铜；但是有一样东西，却自此消失在了华夏大陆就像反复借贷会影响信誉一样，刘恒在一次次拆东墙补西墙，以及为后世人称赞的演技，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彻底推向对立；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从战国时互相商讨，互相研究的同事，乃至于秦始皇和李斯那样的挚友，逐渐演变为文帝之后的君臣猜忌，及致武帝朝时的巫蛊之祸。诚然，第一次打破秩序的，是以下克上，扫除惠帝诸子的诛吕功勋集团；但文帝刘恒之后的举措，则将这种对立彻底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这也算是与历史上的文帝相比，刘弘所具有的唯一一个优势：皇位合法性。通俗来讲，刘弘现在确实算得上一穷二白，但也绝对没有沦落到文帝那般债台高筑的地步；刘弘完全不需要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为了得到某物，而暂时放弃某物。许民弛山泽令，刘弘还是要用的，只是内容已经被刘弘削减成短短几句话：许民狩猎、拾落地之木！就这两条，再没有了！至于别的开矿权、过路费关税，乃至于林木的砍伐权，刘弘都打算警惕的攥在国家手里。至于关税、开矿权乃至于吕后金布律的存在，会不会使历史上文景二朝得到蓬勃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在这一世得不到长足发展，刘弘也另有准备。总而言之，对于国家贫弱的困局，刘弘拒绝如历史上的文帝那般，向匈奴、诸侯、权臣乃至于地方豪强妥协，而是以相对强硬的态度，从粮食入手，站队底层百姓。对此，刘弘做了足够的准备和推演，并和至少五位当朝两千石，商讨了方案可行性。出乎刘弘意料的是：原本预测中，可能出现的官僚阳奉阴违、魔改法令的状况，在张苍口中却成了必不可能发生的事！究其原因，张苍的一句话，便让刘弘地视野豁然开朗现在的执政党乃黄老学，而黄老学的执政纲领，就是：法无禁止则无咎。在过去，刘弘一直以为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那即便百姓做了个蘑菇出来，政府也不应该阻止。在刘弘原本的认知当中，这就是黄老学落寞的原因这中心思想，看上去不就是光明正大的不作为吗？如果所有官僚都和曹参那样喝大酒、晒太阳，那谁做事？还谈何中央集权？但刘弘没有考虑到的是：黄老学，可是能将汉室从建立之初的边地残垣、漫山匪盗的动荡时代，一路扶上国富民强之康庄大道的显学！能靠着无为而治将汉室动荡的天下平定下来，并在仅仅二十年后，就形成匪盗不生、百姓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黄老学真会是温和的政派？或许从宏观纲略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黄老学主体上抗拒改变，完全信奉维持现状；但在微观的操作之上，黄老学可不是什么懒惰的学派。黄老无为的下一句，可就是无所不为！法无禁止则无咎，也同样暗含着只要法律不允许，就必须阻止其发生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黄老学，靠的并非是放任一切事物野蛮声场，才粉饰出文景盛世的太平；通俗意义上来讲，黄老学，更像是汉室这个程序的执行者。法律没有规定，你做出了一个rg出来，汉初的官员确实一点都不会管；但只要法律有规定，那黄老学出身的汉初官员，就将陡然变身为秩序的卫道士！所以，刘弘预想中法令不通的状况，即便不像张苍所言那般在汉初毫无可能，起码也比后世发生的概率小得多。而刘弘借着粮食保护价，明晃晃为底层百姓战队的举动，同样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和波澜归根结底，如今的执政党还是黄老学，并非后世那个为地主阶级站队的儒家。如今学术对皇帝的要求，也并非是后世那句可笑的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而是尚书洪范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让刘弘对未来充满期待，以及无穷的斗志！别说为地主豪强站队的儒家如今式微了，就连地主豪强本身，也还没有发育成型；无论是舆论还是学术，也都还没有将泥腿子开除出民的行列这样的时间点，刘弘大有可为！如此说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非但不会引起舆论的抵制，冒出什么与民争利的言论，反而还会对刘弘歌功颂德，赢取相当丰厚的民望。稳定的粮价，在封建社会又几乎与稳定的社会挂钩；光是能让社会长久稳定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拼着亏光底裤，也要咬牙将粮食保护价政策推出去！更何况粮食保护价，非但不会造成财政负担，反而还会为中央财政，或者说刘弘地私人小金库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从上帝视角看，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粮食贸易进行垄断；而国家的垄断与民间商贾的垄断所不同的是：国家的出发点永远不会是利益，而是稳定。与此同时，原本被天下所有粮商赚去的粮食差价，自此将全部落入少府口袋中，哪怕一石只赚五钱，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如今汉室人口近二千八百万，户二百万；其中还有二十多万户农户的农税，是交给彻侯勋贵的。另外，关东至少也有5080万户农户，是不对中央缴纳农税的诸侯国民，农税上缴诸侯王；而诸侯王只需要将其中三成上缴中央，以为贡献即可。但粮食保护价，并不会因为你是彻侯封邑的租户，或是诸侯国国民而差别对待只要你有粮食，卖到少府，少府就收！只要你有户籍证明自己是汉人，那你想买粮，少府就给你卖！如今汉室可耕作土地将近二万万亩，年产粮六万万石；只要其中一半能在少府手中过一遭，少府就能从中获利十五万万钱！汉室去岁的农税收入，也才不过十二万万钱！少府去岁大体收入：赋，也就八万万钱而已。至于粮食的储存成本，或许就是将这些粮食暂时放到各地的粮仓，依旧给仓吏发放俸禄无论粮仓有没有存量，仓吏都是要拿俸禄的。不严谨的说，粮食专营所产生的储量成本，实际上是几乎没有的；或者说，无论粮食专营与否，各地官仓的维护成本原本就已经存在。而百姓也将在此事上收益相较于往年七十钱卖出，九十钱买入的巨大差价，少府区区五钱的差价，绝对在百姓的接受范围之内。简而言之，粮食保护价，其实就是将粮商从产业链中剔除，有国家来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将粮商原本获利空间的大部分让还给百姓，其余的小部分落入国家之手，用来获取微薄的利润。百分之六的利率而已，后世银行的利息也不过如此，在封建时代已经很良心啦至于被踢出产业链的粮商对此会不会有意见，则完全不在刘弘考虑范围之内懂事的，改行卖别的东西去！不懂事儿的，爷们儿可就起帝陵警告了！一个陵邑制度，便足以让商人阶级在汉室抬不起头，更枉论影响国家大策了。粮食保护价政策，在刘弘透露出强烈的对外战略态度之后，毫无疑可的在廷议中三读通过；自此，少府就将多出一个专门负责买卖粮食的部门。部门的名称，刘弘都已经替田叔想好了：治粟都尉！光从这个名字，就足以看出刘弘的野心，以及对该部门的期待原本的历史上，治粟都尉这个官职的首次出现，是在武帝朝。历史上第一位治粟都尉，大名亦是如雷贯耳桑弘羊！史记平准书记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平准均输事。刘弘从粮食入手，悄悄设立治粟都尉，便是为将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粮食专营，主要还是以稳定粮价，从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真正赚钱的，还得是盐铁！对盐铁专营是否能成行，刘弘抱有十成的把握原因很简单：在这个许民弛山泽令还不存在的时间点，无论是矿山还是海水，理论上都属于刘弘地私人物品！刘弘开自己的矿制铁，煮自己的海制盐，没人能插得上话；而且盐铁的利润，也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的人发现，根本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等将来的治粟都尉能按吨晒出盐，按吨锻出铁时，依旧可以按粮食专营这一套操作因为更简易的工艺而售价大跌的少府产盐铁，同样会将天下的盐商、铁商逼得走投无路，只能转行。最终，盐铁也将被国家垄断。垄断盐的意义，基本和粮食类似，可以让百姓更安心的进行生产；而铁的垄断专营，则将大大减小铁器外流到诸侯王之手，乃至于匈奴人手中的概率。在火药出现之前，钢铁才是武器军械最主要的制作材料；严格控制钢铁流动，无论是对政权的稳定，还是军备的发展，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再加上刘弘地到来，让历史上因为吕后而被否定的金布律保留了下来这一刻，刘弘不再觉得这是地狱开局了撇开陈周诛弘集团不谈，这个时间点的政治环境，对于穿越者而言实在太友好了！长出一口气，交代少府田叔尽快搭起治粟都尉的架子，刘弘便自然地开启下一个议题。既然彻侯勋贵阶级在粮食专营一事上保持沉默，那下一个议题，自然是匈奴使团可题了刘弘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来让彻侯勋贵集团安下心。“匈奴遣使，虽言称乃欲彰和，然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作为汉初的皇帝，这个态度刘弘是一定要表的仇视匈奴，与贬低秦始皇一样，是汉初的基本意识形态。身为汉室的皇帝，刘弘如果不做一个仇视匈奴得表态，那几乎跟后世的自由国总统透露亲近大熊一样，属于绝对的自毁长城！虽然刘弘的表态并不能改变什么，汉室该低头还是要低头，该默认匈奴人的敲诈还是要认，但对朝臣勋贵而言，一个强硬的皇帝，就是最好的强心剂。如此一来，今日关于匈奴使团的议题，其基调也很简单了：刘弘要在保证朝臣勋贵完全体会到自己强硬态度的同时，为这次汉匈外交定下主调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向匈奴祈求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