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了一个月，想不到第一个上门的是县长。
他肯定不会是打秋风，在这个时代做了十年的县长，八面玲珑，绝对是不简单的人。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县长成了大小军阀们奖赏部属，或赠送亲友的礼物，副官当县长的比比皆是。
国民政府成立后，几度立法，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正轨。
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遴选县长。但要想通过县长考试，并不容易。
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除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省区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
其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考上了也未必能得到实际任用。
考出来的县长往往仕途困顿，所以大多数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
国民政府的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走程序转请任命。
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了举荐县长的权力。
这些人大权在握，自然会滋生腐败，任人唯亲很普遍，买官卖官也是常事。
想当上县长不易，想把县长做安稳更困难。
这个时期县长更替非常频繁。
县长的任命权掌握在省主席和民政厅长手里。
所以，每一位高官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这种情况描述为“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
县长上任之后，拜访当地有势力的豪绅联络“感情”，寻求其对施政的支持，是必须做的功课，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这些地方豪绅，往往控制着县中的书吏、粮差、政警一类职务。
再者，国民政府致力于“县政自治”，要求县长积极有为。
官方指定的《县长须知》中，着落在县长头上的基本职责，有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等，总计172大项。
每一大项中，又有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可细分为160小项。
这些构成了县长的“日常功课”。
此外，县长还要承担许多特殊任务。
名目繁多之外，工作量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有太多的活要干，有太多的领导要伺候，可供县长调配的人力却相当有限。
职责配置与人力配置如此不成比例，除了敷衍塞责之外，县政的运作并无别的办法。
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职责中，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很可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
国民政府时期，对县长的惩戒甚多。
在那些由军阀控制的省份，想要坐稳县长，首要之务是筹钱募兵的工作必须做得漂亮。
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不保。
既然县长如此难做，何不干脆解职走人脱离苦海？
但走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国时期的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
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收发、差役这全套的班底，得随他同来同去。
连上任所需的总理遗像和党国旗帜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
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
而仅盘查全县积谷一事，往往就需耗时数月。
如果认真走流程，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须由县长个人承担。
如此，办移交就成了县长必须承担的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
不单单是交接费用在迫使县长走向贪腐，民国时期与县长有关的上述种种制度设计，都是在逆向淘汰廉洁奉公之人。
总而言之，除了贪污腐败，县长几乎做不了正经事。
但如果做县长本就奔着贪污腐败而去，自然也就不必再做正经事，种种制度上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