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而倭国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魏延决意成立一个教派，一个华夏特色的上帝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魏延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华夏特色。看看东汉末年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华夏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华夏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华夏，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佛教对华夏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an”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所以魏延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道教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魏延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魏延就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魏延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也有种子神器精灵的帮助，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至于管辂、葛玄都还年幼，南华老仙、紫虚上人是演义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对于于吉这个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第410章 左慈来到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其实跟什么南华老仙毛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张角借着原型为庄子的南华老仙欺世盗名汉献帝建安五年，也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注引：“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年进献太平经的，到汉献帝建安五年被杀，保守估计亦已过百岁，是以有人怀疑活跃于东吴的道士于吉是不是原来汉顺帝时期的于吉，不过著作的作者范晔把这两个于吉当成了一个人。魏延倾向于将这两个于吉当成一个人，因为于吉这种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对养生之术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个身份从来没有疑惑的左慈生于156年，死于289年，寿至134岁，魏延揣测，若是于吉没被孙策所杀，估计也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不过奉命去征召于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带转悠，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一直找不到于吉的踪迹，只能回来向魏延通报。魏延依稀记得历史上记载于吉是琅邪人，至于“寓居东方”是什么意思，魏延却只能推断为于吉暂时寓居在大汉东部某个地方，到底是徐州还是青州还是扬州，一无所知，只好暂时宣布放弃，等到机缘来了，于吉会自动上门。至于左慈，实有其人，字元放，庐江人，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他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左慈开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魏延更相信那本经书是一个古代魔术宝典，左慈是东汉末年的大卫科波菲尔。魏延当初发兵淮南的时候，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左慈。魏延当时派人找左慈，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术，这样厉害的魔术技能应该会对魏延创立新宗教有所帮助，可见魏延当时就有了创立新教派取代旧道教的想法，二来魏延有寡人之疾，老婆会越来越多，恐怕应付不过来，左慈这家伙因为通晓房中术在历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岁，魏延就要向他学一下这个房中术，活长一点儿才能把华夏带入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奉命去征召左慈的士卒姓王名全，本就是庐江人氏，后来被袁术强征入伍，后来投降魏军，再后来加入风影卫，因为他是庐江人，对天柱山熟稔，魏延便派他来天柱山征辟左慈。王全在天柱山转悠了三四个月，将魏延交给他的盘缠几乎花光了，都没有探寻到左慈修道所居的洞府，正待王全万念俱灰，准备返回禀告主公之时，他遇到了左慈新收的弟子葛玄。葛玄在道教的发展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葛洪的从祖父，在道教里被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在部分道教流派中与张道陵、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葛玄原本是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高祖葛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他祖父葛祖矩曾为黄门侍郎，他父亲葛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所以葛玄出身宦族名门，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十五六岁名震江左，性喜老、庄之说，不愿仕进，后入天台赤城山修炼，遇左元放得受等，后遨游山川，正好遇到王全，知道魏延派王全来的意图，意图重兴道教，葛玄便欣喜若狂地带着王全前去拜见葛玄。王全拜见了左慈，此时的左慈已经入山修炼十载，虽然年龄已经有三十五六岁，看起来却只有二十出头，王全见了，心里一头雾水，将信将疑地不肯把魏延的书信呈递出来。左慈披着一身青色道袍，一脸云淡风轻，朗声一笑。王全迷惑于左慈的笑容时，却发现自己兜里的书信已经落在左慈手里。左慈展开书信，仔细一看，原来魏延诚心诚意，愿意请左慈出山重兴道教。自从张道陵创立道教以来，道教在中土的发展一直很顺利，毕竟这个国家的民众还是很需要宗教崇拜，儒教是政治信仰取代不了宗教信仰，佛教从天竺胡人出舶来被大部分汉人不齿发展缓慢，道教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偏偏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张角，本来他好好地发展太平道，不要像后世那些邪教头目洪秀全之流一样得到一本经书就想造反，道教在他手里还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可惜张角那厮不但年老体弱，而且志大才疏，野心勃勃，只把道教当成一个拉拢叛兵的工具，因为他的叛乱，致使好好的太平道被朝廷打垮，只剩下张鲁的五斗米道，道教遂陷入低谷。历史上，曹操基于太平道的危险，看不到华夏本土宗教对国家的长远好处，便抑制道教发展，左慈因此不满，只得恃才放旷，戏耍曹操。左慈之所以遁入空山专心修道，跟道教在这个时期发展的低潮大有关联，作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理想的四有道士，左慈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该如何才能重兴道教。魏延的书信正中左慈的下怀。修道十年有些心得的左慈再也无法静下心去修炼了。他收拾行李，准备带着葛玄，去投奔魏延。王全却拿出魏延的第二封书信，交给左慈。书信中请左慈先去拜访其他各路诸侯，最后再去义阳左慈十分不解魏延为什么要他这样做，但见魏延书信里措辞十分果断，只得依从。左慈离开天柱山，往西直行，路上经过了荆州。荆州牧刘表抛开汉室宗亲的身份，其实是通晓易学的大儒，他信奉孔子的“子不语鬼怪乱力神”，见到左慈后，以为左慈装神弄鬼，又想起当年的张角，便毫不犹豫地认为左慈是个惑乱人心的妖道，打算将他抓住杀掉。左慈却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有些微薄的礼物想犒劳你的军队。”刘表说：“你这个道士孤身一人，我的人马这么多，你能犒劳得过来吗”左慈又重说了一遍，刘表就派人去看是什么礼物，见只有一斗酒和一小扎肉干，但十个人抬也没抬动。左慈就自己把干肉拿来，把肉一片片削落在地上，请一百个人拿酒和干肉分发给士兵。每个士兵三杯酒一片肉干。肉干吃起来和平常的味道一样，一万多士兵都吃饱喝足，但酒器中的酒一点也没少，肉干也没吃光，刘表的一千多宾客也都喝得大醉。刘表大吃一惊，打消了杀害左慈的意思。几天后，左慈离开刘表，到了徐州，面见了占据徐州的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