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康素贞和苏老二从内心到外表，都已经是伤痕累累的了。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也叫一种奋斗，这种近乎野蛮和残忍的奋斗，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会推进人类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
后来的后来，我一直思考：“康素贞，你俩不是殉情吗？你俩不是找解脱吗？你俩选择的方式都很传统有效，但你俩是抱啥团儿嘞？谁不知道抱团儿会产生共赢？”
“这钱给你吧，该用都用上”，我把那纸包递给玲玲。
“先甭动那，你说素贞她这人……”，玲玲满怨着，然后又朝我：“你是不是要走”？
“是”，我说：“你看这事弄的真让人想不到，明天还得上课，我得回去，再说……”。
“你回去吧，这事回去谁也甭说，断了就断了，看看谁离开谁不能过，这里就交给我，你还疼吗……？”，玲玲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玲玲咋这样好呢？也许一切一切的好都来自于康素贞这个“好”源。
世上有些事情也就是这样，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害怕做出来。认为，若是做出来了，天就要塌，地就要陷。但若做了出来，天也没有塌，地也没有陷，大有“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仔细的想想，还有那些千方百计限制做这样事情的人，在很多的时候还要紧随着这种事情的节奏往前面“进步”去。
60年代末70年代初，康大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天下的事只有他想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凡事他想到那里都能办到那里。他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能把这种思想表达在口头上可以看得出他人生的得意。
尽管他的官职在干部史上是最基层的，甚至就没有这个级别，但别人誉他是“土皇帝”，他自己有时也自誉是“土皇帝”，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会学着广播里的韵味，唱几句京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康大功对文字、戏曲等一律的不感兴趣，村里唱戏或者演电影，他从来不去那个地方熬工夫，他认为坐在台子下的人都是信球。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报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生产队开始订报纸已经好几任邮差了，都把报纸送到他的家里，开始他把它当做糊墙或者做包装用的纸，后来他让贞贞或者是他的那一个孩子给他读报，再后来他自己也会尝试着读文章了。
苏家屯不是文化阵地，那邮差便是一周来这个地方投递一次，每一次康大功都会用半天的时间把那些报纸啃上一遍。尤其是这几年他从那些报纸上捕捉到很多的信息，对他思想的改变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分地到户，开始他是强硬抵触的。尽管他也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这个潮流，甚至有时他也会想到，若是在抵触下去，自己便会被这个潮流淹死，死无葬身之地。
近一段时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很多分地到户的好处，了解到分地到户真的可以解决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
分地到户以后，苏家屯人们的温饱问题立刻发生了显著地变化，每季收获的庄稼再也不用经过那么多的环节就可以直接装到自己的木仓里或者口袋里。无论怎样讲，绝大部分种庄稼的人都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积极性，做到了人尽其力，真正发自内心的都希望自己责任田里多生产粮食，更好地养活自己一家的老人和小孩子。庄稼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地里的农活也不用一年四季都忙活了，除了不再起早贪黑，闲暇之余他们便真的享受着做人的尊严和幸福了。
解放以来，康大功一直奋斗在农村生产的第一线，他记的很清楚，每年三秋大忙的时候，队里的人年年打群架，年年打得头破血流；有很多时候，清晨叫醒他的不是雄鸡的啼鸣，而是大街小巷里头邻居们的吵架声、打架声和骂人声，自从分地到户以后，这种现象突然没有了。康大功反复地想过这个问题，过去的打架、骂人、吵架都是因为地里生产的粮食少，人们为了挣食儿吃，往往发生口角，发展到打架、吵架和骂人。
每当想到这里，康大功的心里便对分地到户产生一种认同的心理。他一方面认识到，分地到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有些人认为我康大功要是分地到户了，就会没有粮食吃，那确实是过于的“操心”了，活人是不会叫尿憋死的；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得出，谁再把土地收回去，还是用先前的那种经营模式，让自己和薛老喜指挥着种庄稼，那便是真正的违背老百姓的心愿了；他还认识，若是现在政府把地又收回去，还让他康大功当队长，还用先前的经营模式，苏家屯就会有很多的人和他发生表面的冲突，那个时候，他便会一天“气死”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