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让兆惠领兵驻于伊犁，本意并非用于进剿叛军，所以清军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配备给他们的马匹武器也不太多。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唯恐有失，遂密令兆惠率部撤往巴里坤，同时调拨包括索伦兵在内的四千五百名八旗精锐，前往巴里坤待命应援。
和起被害后，准噶尔全境又陷于平叛战争前的纷乱之中，叛军攻击清军不说，其各部之间亦因争夺牲畜粮食而自相残杀。新封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在不堪忍受其他部落劫掠的情况下，率部众向内地迁移，依居于巴里坤附近，此后因为缺粮，他屡次派人探听巴里坤情形，想请清军大营接济粮食。
有一种说法，驻巴里坤大臣雅尔哈善与负责供应军粮的陕甘总督黄廷桂不和，黄廷桂暗地里限制粮食供应，使前线士兵处于饥饿之中，只能采摘野外的青杏叶以食。雅尔哈善连自身粮食都满足不了，当然也无法接济沙克都尔曼济，但又生怕对方因得不到粮食而发生变乱，故而起了杀机。
从史料上看，乾隆将黄廷桂与萧何相提并论，黄廷桂对督运西北粮草极为卖力，最后更因此积劳成疾，咯血而死。黄廷桂即便在重病昏迷期间所说的梦话还是如何安排马驮粮运，前来看望他的文武官吏均为之泣下，由此分析，即便他与雅尔哈善有个人矛盾，也断不至于因私废公，在军粮供应这一性命攸关的大事上做手脚，而且对西北军务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乾隆又怎么会对此毫无察觉？
其实乾隆正在巴里坤储粮，军粮不可能短缺，更不可能让士兵去摘野菜叶吃，而乾隆既有过让准噶尔到巴里坤自运粮食的念头，也自然不会将主动内附的准噶尔拒之门外。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巴雅尔叛乱后，从京城到前线，几乎已无人再敢相信准噶尔人归降的诚意了：巴雅尔、沙克都尔曼济都位列曾被认为比较可靠的新封四汗——准噶尔部落由4个部落组成，乾隆皇帝通过新任命是不可函的方式，试图将他们分化治理，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恐怕不容易取得成功——巴雅尔反叛了，沙克都尔曼济为什么就不会步其后尘？或许请求接济粮食只是一个借口，找机会攻占巴里坤才是其真实目的！
怀揣着这样的怀疑，再加上乾隆皇帝早就已经强调，对于反复无常的各部，各军应该“总以严刑剿杀为要”，为了能够响应皇帝的这一号召，在感觉得到危险的时候，当地的武将肯定果断选择了强硬措施，至少原本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作出这一决定的雅尔哈善系文官出身，后世的有些学者利用这一点为他开脱，称其因为胆子很小，加之又处于如此敏感纷乱的时期，哪里敢为沙克都尔曼济的内附诚意打包票。因此他下达命令让手下一位禆将奉命率兵五百人，以迷路借宿为名，进驻沙克都尔曼济营垒。沙克都尔曼济对清军没有防备，还屠羊招待，到了后半夜，大雪纷飞，清军以茄为号，发起突袭，将沙克都尔曼济及其部众四千余人全部屠戮。
相传在清军冲进沙克都尔曼济的毡帐中时，沙克都尔曼济被惊醒，但已无法抵抗。他的妻子不忍心丈夫死于乱刃之下，便赤着身子抱着他，想加以保护，夫妻二人“如两白蛇宛转穹庐中”，结果双双惨死。
雅尔哈善滥杀降人，却以沙克都尔曼济意图叛乱，被其镇压上报朝廷邀功，乾隆信以为真，晋封他为一等伯。天道好还，在原本历史上的几年后，雅尔哈善因糜饷失机论斩，乾隆这才知道沙克都尔曼济并未反叛，是被误杀的，为此很是悔恨，认为是自己用人不当所酿成的惨剧。
乾隆皇帝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就被蒙蔽了，他肯定多多少少的能够猜到了前线发生的事情，只是远在北京的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猜测罢了。
但是在这一时空当中情况稍微出现了一些不同由于环球集团的部分，资源担心乱，杀无辜的事情会进一步扰乱吐鲁番及其附近的情况，进而牵扯到环球资源在中亚的更多部署，因此他们设法阻止了雅尔哈善的阴谋，并在乾隆皇帝面前进行了揭穿，这个时候早年间向乾隆皇帝介绍过的可视电话系统就起到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在得到情报之后，立刻借助环球集团的力量将雅尔哈善抓捕回京。不过雅尔哈善派出去的那位裨将已经得手，所以环球集团也并未能够完全的阻止这场阴谋，但因为对雅尔哈善的处置已经足够明确，所以对于安定人心来说，应该也是足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其实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的存在，环球集团还没有全力营救那位刚刚获封的和硕特汗。说到底，环球集团对那四个部落也没有多少好感，但是这样残酷的话语在对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之下是不方便讲出去的，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绕开这个让人不齿的恶劣事件，海宁还收到了一些音乐圈子里发来的最新消息，他与彼得以及拉祖莫夫斯基的乐队已经好久无法进行演出了，因此他原本对这些事情已经不再关心，但这件事情稍微有些例外。
1756年11月，在当时著名的作曲家加卢皮的奏鸣曲发行八个月之后，沃尔什出版公司印制了阿恩的《演习曲八首》。
其中第2首的曲子与加卢皮的作品十分相像。因此不免引人质疑说，这是阿恩正在模仿加卢皮吗？
然而1750年的时空还是音乐的荒漠，能够沁人心脾的乐曲实在太少了，所以即便有人抄袭，何况更多的人认为他是在模仿，1750这个年代的人也不会皱起眉头。
海宁也没有皱起眉头，当然那主要是因为他对这些事情已经感到麻木不仁了，相对来说应属北美殖民地的活跃分子劳顿勋爵的某些抱怨，对他来说似乎才更符合这个紧张时代的腔调。
劳顿勋爵于1756年11月22日从纽约尖锐地写道：“事实是，这儿的总督是个无用的人，他们的前任为取得薪俸，出卖了英王的全部特权。在你有一笔独立于殖民地的专款来付给总督和确立新的政府形式之前，你就无法对付殖民地，……如果你把此事一直推迟到和平来临，你就没有一支力量在这儿实行任何一项英国议会的法令。”
而议会的法令当中，显然有一条甚至有很多条的内容，是让他这位勋爵大人组织一支足以驱赶法国人的军队。